【中国社会科学报8月27日】（本报记者吴楠）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不时见诸报端。不久前的“福喜事件”再次将食品安全问题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
8月23日，“食品安全治理（中国）江南论坛：基于福喜事件的思考学术研讨会”在江南大学召开。与会学者认为，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的整体水平得到提升，但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江南大学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吴林海提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基本路径是加快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型，真正形成企业、政府、消费者与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各司其职的社会共治格局，从根本上解决“相对有限的政府监管力量与相对无限的监管对象”之间的矛盾。
信息不确定性造成“食品恐慌”
与会学者认为，当前中国食品安全难题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公众对于中国食品安全现状的感受和中国当前食品安全现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或可以称为“食品恐慌”。
“食品恐慌”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江南大学商学院教授徐立青认为，首先，有害食品的影响可能存在累积期或潜伏期，且难以逆转。其次，对很多传言，公众缺乏科学理性态度，抱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再次，公众缺乏及时了解食品安全信息的渠道。
徐立青表示，事实上，当前是历史上中国食品安全形势最好的时期。“原来这些食品安全问题或许也存在，但没有通过新媒体快速传播，所造成的影响比现在要小很多。”吴林海告诉记者，信息的不确定性和知识的未知性会加重公众的恐慌心理，且前者更甚。
食品安全风险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共同难题。吴林海表示，食品安全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零风险，各国间的差异不过是食品安全事件的起因、性质、表现方式和数量不同而已。我国食品安全事件虽然也有技术不足、环境污染等方面的原因，但目前在我国更多的是生产经营主体行为不当，不执行或不严格执行已有的食品技术规范与标准体系等人源性因素造成的。
从“源头”确保食品安全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就是要从根本上理顺‘怎么监管’的问题。”江南大学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副教授王晓莉表示，监管体制的调整要渐进、分地域、突出食品药品监管专业性。在这其中，更应强调锁定食品安全风险因素，尤其是人源性风险因素，对所有参与食品供应链的利益相关方做出及时评估，强调适时、适度预警的重要性。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认为，食品原料的安全保障是基础，监管必须从原料生产环节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仝志辉认为，应坚持适度规模农户和小农户为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区域乃至全国的农民合作协会，使涉农产业链利润归农民所有，用组织化小农生态农业生产体系从源头上确保食品安全。
与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食品安全也不再只是国内问题，它已经扩展到了全球。这种转变要求中国达到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建立跨越国界的、多边合作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机制。
学者表示，仅靠监管难以保证食品安全，还要加强食品安全问题的预防。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应包括政府监管、市场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内部人治理等多个方面。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冯中越认为，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中应该注重市场治理，因为市场治理具有低成本和高效率优势，且对企业行为有更强的约束作用，而市场治理的首要形式是声誉机制。
此外，学者还提出了增强生产加工过程的透明度、建立新的安全食品产业生态系统、保持优良的农业生产方式、创建食品安全评价指数、构建我国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系统和设计食品安全行为奖惩机制等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
人文社科应深度参与食品安全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曾在《食品安全治理，人文社会科学大有可为》一文中提出，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度参与，食品安全的“善治”只能沦为一句空话。如就经济学而言，企业与政府博弈、监管失灵、食品产业链安全控制、食品企业社会责任、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等，都是经济学研究可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随着食品安全事件的频频爆发，国际食品贸易的发展、食品新技术和新资源的应用等不断给食品安全带来新的挑战，国际组织、相关机构和各国政府开始寻求跨学科的科研合作方式，来共同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江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王建华介绍。
仝志辉表示，我国人文社科学者要关注中国特点的食品安全问题。诸如国内不同类型城乡关系对于食品安全形势的影响，如何推动小农生产体系和城市消费者的对接，媒体介入食品安全监管的自律机制，不同区域和农产品的食品安全风险研判和预测等都是以后人文社会科学在食品安全研究方面可以关注的重点。
“哪一类生产者或经营者更容易产生食品安全问题？什么因素会促使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生？这些都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可以重点关注的问题。”吴林海强调，“食品安全是个系统工程，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将是一个非常艰巨与复杂的过程，可能要相当长的时间。”
